汪凌：艺术没有范式与定义，只有合不合适

　　明圆：2013年您的《坏小孩NO.8》曾获得上海青年美术大展主题展的大奖，您以大尺幅和写实的技法描绘了一群被抽离社会背景的孩子，勾勒出了当代社会情景之下的精神之像，能不能跟我们谈谈这个系列作品的创作初衷?

　　汪凌：这个系列作品完成后不久，发生了“女童电梯虏婴”事件，引起社会极大反响和讨论，这则社会新闻可以说是这个系列作品的一个现实注脚。

　　很多人看了我的作品，第一反映是问我：“为什么是坏小孩?我觉得这小孩挺可爱的呀，很纯洁呢?” 其实，这里的“坏”字不包含任何道德和价值的判断。比如，我们可以说“这个人真坏”，也可以说“这个西瓜坏了”，前者表述的就是一种道德谴责，后者则是陈述一种客观的质性变化，听到后一句话的人，就会开始想，哦，这个坏瓜吃了可能拉肚子，那是不是把它换个地方，埋进土里做花肥呀?当然这可能是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我就是希望在这种观看中能产生一些化学反应和思考，思考和质疑产生了，结果并不重要。我就是想喊一嗓子：“嘿，西瓜坏了吗?”

　　我们都知道这个小孩只是一个抽象意义的孩子，是时代人群精神状态的一种具象表征。她可以是那个万众瞩目的娇纵大歌星，也可以是具有中亚发色、谦卑讷言的小摊贩;他可以是个皮肤白皙，整天宅在家里的自闭啃老族，或活泼外向，爱好篮球的运动男。无一例外，他们都具有越来越年轻的面孔和越来越早熟的目光。

　　他们就是我们，在这个时代生长和潜行，不分阶级和地位接受过量的碎片信息，追求速度和效率，拥有多线程操作的头脑，目光深邃却空无一物。

　　《坏小孩系列》，布面油画

　　《坏小孩系列》，布面油画

　　明圆：在这些创作中您需要找很多青少年和小朋友来做模特吗，还是根据照片进行创作?在描画对象的选择上是否有什么条件或限制?

　　汪凌：当然需要模特，有些是朋友、有些是朋友的朋友、有些则是专门的模特公司提供的。不过通过模特公司找到的形象很多时候都太甜美，而且他们一来就爱笑，广告式的笑容，我很讨厌。这些形象的选择需要做很多前期准备工作：比如气质的选择、光影的设定、服装和精神状态的表现拍摄、契合主题的后期处理以及在绘画过程中的细节衍生、人物状态的直觉微调等等，一言难尽。总之，画面最终的结果和此前搜集的人物和素材之间的差异性非常之大，但我将工作的重心放在了绘画表现的后期，只有这部分是完全属于个人心理知觉的部分。

　　《坏小孩系列》，布面油画

　　《坏小孩系列》，布面油画

　　明圆：您创作至今的题材大都以青少年为主题，为什么如此热衷于对青少年的描画?

　　汪凌：越具有不确定性的东西，我越喜欢。

　　因为青少年具有一种不确定性的发展。但是到2010年前后，自己有了孩子，就可以近距离的观察儿童的成长。我认识到从2000到2010年，这十年的发展已经使人类的成熟周期前移，处于发展临界值的年龄提前到儿童时期，他们的精神状态更能隐射成人世界的生存状态——脸上泛着效率第一的亢奋红润，眼睛明亮清澈却感觉老辣深邃;体感游戏、可穿戴电子设备，这些虚拟科技的进步让人越来越分不清现实和幻境，平时的电视、游戏信息带来的强烈感官刺激让人欲罢不能，甚至感受不到大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变化，这些都有可能造就现代人对现实的冷漠麻木。这种身体和心灵的鲜明对比，强化了之前创作的初衷，所以我用提炼过的稚嫩形象加上老成的目光作为绘画载体，通过平面、无细节提示的背景强化这种画里画外的目光对视，以此传达某种信息和质疑。

　　有时候，这种不确定性的发展和处于临界值的状态能更好地隐射出周遭的环境和问题，常常暗含着很多逻辑悖论，这是我很感兴趣的地方。我的下一个系列作品主题就会在这个部分展开。

　　《新青年系列》，布面油画

　　明圆：熟悉您作品的人都知道，您创作至今的几个系列的作品，如《新青年》《坏小孩》包括《时尚动物》系列，您似乎对表达“观看”非常感兴趣?您的很多作品画面一上来便直指人心，画中对象的视线始终是直抵观者，为什么青睐于表现“观看”?

　　汪凌：每个人都是伴随着“观看”成长的吧，眼看和心看。小时候，我是个内向的孩子，喜欢躲在大人背后观察这个世界，眼睛是重要的交流工具。一次旅游途经寺庙，偶然发现原来佛像的眼睛会一直望向你，无论你走到哪个方向，好像眼睛都在注视着你，后来无论我做什么事情，心里都带着那双眼睛。成年后，通过对建筑的研究，我了解到尼泊尔不仅在寺庙里，更是在建筑上都绘有巨大的佛眼，这些法眼无边的佛眼和指向精神多个层次的“锡卡拉样式”都体现了一种精神由外及内，由内及外的控制和交流。这些看似与创作无关的东西，于我看来都觉得非常有趣。

　　十几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看“看”》，就是陈述我的作品是如何具体看待“观看”主题的。此前，我的创作都是围绕“科技带来的观看方式的变化，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现象”这样一个初衷进行创作——将具有不确定发展的青少年形象作为表现载体，用一种“肉体相机”的方式来观察和描绘。

　　近百年来，科技使人类逐渐从肉眼观看转变为通过机器上的小孔观看——望远镜、显微镜、照相机。这些科技设备的诞生，揭示的完全是肉眼看不到的世界的另一种形态，这种微观的逼视方式在《新青年》系列作品的表现里，体现得尤为突出。在《坏小孩》系列里我延续了这种观看方式，但却从逼视演变为对视，从画幅的裁切和细节的表现上都可以看出主题观念的逐步演进。

　　《新青年系列》，布面油画

　　明圆：您似乎对科学、技术、物理这一块很感兴趣?是不是这样也导致了您对新兴科技影响下的现代社会新的生活方式非常感兴趣?

　　汪凌：首先，生活中我就是个对新科技非常好奇的人，虽然这和我的女性身份有点不符(笑)。我的父亲是艺术出身，但对无线电非常感兴趣，在七十年代末自己动手焊电路板，组装了我家第一台黑白电视机，令我印象深刻。从小我对物理化学和几何很感兴趣，迄今为止还保留着小时候爸爸给我买的一本叫做《科学小实验》的书，书里的化学和物理小实验让我觉得生活充满了魔力。此后虽然无缘科学，但在十几年的艺术学习经历中，师从的几个老师都非常注重观念的表达，加上本科学习中就接触到的关于后现代的跨学科态度，这些都使我对一切藉由科学改变的生活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人类行为方式的潜在变化非常感兴趣，我的思考和创作的起点也源于此。

　　明圆：这相对大多数从事艺术创作的人来说确实是一个很特殊也很有意思的事情。您父亲是艺术出身，同时对物理学感兴趣，而您可以说是完全承接了他的衣钵，同样从事艺术且对科学充满了热爱。能不能跟我们详细谈谈您父亲对您的影响?

　　汪凌：我父母亲是专业舞蹈演员出身，年龄大了转行从事舞台艺术工作，我家就生活在剧院家属大院里。小时候我是在排练场和后台长大的，楼下对面就是民乐排练厅。绚烂的色彩和回旋的音响始终存在儿时的记忆中，当然那种音乐不会是大家想象的那种完美篇章，而是一种非线性的、断片式的反复配合和演练，听多了是有点烦的(笑)。剧院后台和舞台是完全不一样的场景，一般人没机会见着，但我几乎天天在那里等着父母下班，盛装的人群在身边匆匆的上场、急急的退场。后台的演员完全没了舞台前的轻盈华美，对他们的印象多是掉落的耳环、歪倒的发髻和不整的裙裾。我常常在那样的环境下写作业，作业做完了就在前台后台看着他们来去，更多时候在舞台侧面静静的看着光影流淌。逢着没有演出的日子，父亲就会在家对着《无线电爱好者》焊接电路板，家里飘荡着松香的味道和焊锡枪烧锡的烟霭;母亲摆弄着各色亮片布做着服装设计，我也会尝试着翻找她的布头拿缝纫机踩来踩去。好像他们也没对我有过什么要求，就是偶尔会带我去灯光组看看画幻灯片——就是那种老式的，可以投射成巨大舞台背景的幻灯片，当时没有电脑，为了达到正确的比例关系，还需要特意将场景透视画失真，以达到投射后的校正效果。这些我不知道算不算父母对我的影响。

　　《后面系列》，布面油画

　　《后面系列》，布面油画

　　明圆：从您的绘画学习经历看，您应当说是科班出身，基础也非常扎实，可以选择的艺术创作方式与方向应当说非常宽泛，为什么会选择“写实”这个大多人看来传统而保守的创作道路?在结束学习生涯正式投入艺术创作阶段时，是否有遭遇来自题材和表达方式选择上的难题?

　　汪凌：尽管我对科技感兴趣，但对传统还是很有感情的。小学到初中，近十年，暑假的娱乐就是安静的待在家里，用圭笔和硫酸纸描摹《簪花仕女图》《帝王将相图》;用毛边纸一本本的练欧体、柳体和颜体。那个人生阶段的小伙伴们好像都不存在似的，剩下的就是蝉鸣。

　　性格和成长环境决定我决不会投入任何轰轰烈烈中，我觉得这没有意义。

　　写实只是一种表现的形式，不能因为形式和材料的新颖奇特，而认为作品就新、就好、就当代，反之亦然。形式只是传递信息(这里的“信息”词义宽泛，有时甚至可能是一种为了传递的传递)的手段之一，不能弄反了表皮和内里的关系。现代主义一直在寻找新的绘画形式，而后现代一直通过颠覆来拓展艺术的疆域，而我通常只以旁观的角度冷静看待世界，试图深入探寻事物的根源。形式根据需要，可以拿来也可以放下。

　　世界本就没有应当不应当，艺术更加没有范式和定义，只有合适不合适。

　　明圆：能不能说，您的作品除了您要传达的作品内容本身，其实也涵盖了自己对“写实”——这一艺术创作手段本身的思考?从您的表现方式可以看出，您是在利用写实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并将其升级，即放大写实手法本身的特点，让观众直面写实主义下的物象，这种理解对吗?

　　汪凌：其实最初我是对自己的创作本身，从形式到内容做过全面的考量和比较。后来就延伸到对写实这种形式的一些思考——比如如何将我国传统绘画中的散点透视和游移的焦点这些元素提炼出来，运用到平面无纵深的写实空间中;如何用油画材料表现中国白描似的线条等等具体的研究。这些最初的考量只是希望能发出一种独特的声音，让它具有个体的音色、音质和语意，也就是包含自身的痕迹和思考。这种个体的教育成长经历、兴趣偏好和性格特征形成了现在的作品状态，是好是坏，很难说。有的时候“怎么做”比“做什么”还重要，特别是在什么都被做过以后——当然我指的不是技术细节的问题，而是你的起心动念到底在哪里，决定了你做的方式。

　　汪凌工作室1

　　汪凌工作室2

　　明圆：是什么动力让你一直坚持以写实的手法进行创作?有没有考虑过别的创作手段?今后会一直坚持写实艺术创作吗?

　　汪凌：我在坚持吗?“坚持”这个词听起来好像挺苦的(笑)。创作是我生活的一种常态，甚至会把它当作一种修行。我会根据需要选择自认为合适的形式，这包括创作过程的空间、时间、表达手段的契合度、展览的场域等。这么多年来一直在用画的形式和写实的手法，是因为没觉得什么时候有必要去做另外一种东西，不愿意为了突破而突破、为了证明而证明。但说不定哪天创作需要，就做了。

　　明圆：从您的作品及刚才您谈到的创作初衷可以发现，“写实”与“观念”在您的创作中确实占据了非常大的比重，您刚才也提到您师从过的几位老师都非常注重观念，而那么您觉得艺术创作应当是观念的表达和传递吗?或者说，艺术创作一定要反思当下，反映现实生活吗?

　　汪凌：借诗画抒情的方式我觉得不符合当代文化的精神气质。如果刻舟求剑地追求一种文人情怀反而会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但是如果作品太过贴近生活，与当下生活不保持一定审视的距离，也容易产生盲人摸象的狭隘感觉。麦克卢汉曾经说过：“艺术家就是具有完整一致悟性的人。”我很赞成这句话，一个具有完整一致悟性的人，哪怕只看到一朵云，都可以藉此联系到万物，并通过任何形式反映出此种联系。艺术创作本就没有固定的模式，具体还是要看个案吧。

　　艺术创作就是那片云，可以是万物，同时也包括一种观念和思考的传递。

　　明圆：您觉得写实主义未来的发展最终应走向观念艺术，还是走向纯粹的写实美学?

　　汪凌：这个问题是个逻辑陷阱(笑)。

　　近来，对写实主义的诟病和探讨从未停止。该来的总会来，该走的总会走，但它不走，总是有它的原因。

　　我认为这不是写实形式本身的问题，而是初衷的问题。大张旗鼓的实验和凄凄切切的柔美都有一种脱离现实语境的造作，这时候“方向”、“分寸”和“态度”的把握显得尤为重要。我赞成一切表现形式，用过去的话说，就是：只要是真情实感的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百花齐放是最好的——当然这里的“生活”已经不是指狭义生活本身了。

　　汪凌小传

　　汪凌：生于湖北武汉，本科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附中;硕士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现工作生活于广州。

　　个展

　　新青年——汪凌作品展，湖北美术馆

　　联展

　　2014年“他者-距离” ——两岸当代艺术交流展，湖北美术馆，中国武汉

　　2013年“生长”——2013上海青年美术大展，中华艺术宫，中国上海

　　2013年“潜动力”—一条广东当代艺术的生成线，53美术馆，中国广州

　　2013年“艺术广东”——《桥·段——广东当代艺术展第二回》，琶洲会展保利会馆

　　2013年“桥·段”——广东当代艺术邀请展，三彩画廊

　　2013年“视觉交叉体”首届广东当代艺术群落青年艺术家联展，东莞二十一空间美术馆

　　2012年“锻铸穹殿”—广东省首届高校油画作品学院展，广州美术学院大学城美术馆

　　2012年2012广东青年美术作品展，广州艺术博物院，中国广州

　　2012年“物里物外”——当代艺术展，中国广州

　　2011年“回顾与展望”——湖北油画艺术展，湖北美术馆，中国武汉

　　2011年“眼无界——写实新当代”，菩及艺术馆，中国广州

　　2011年“东方妙音”——中日韩国际艺术展，南美术馆，中国广州

　　2010年“新青年”—— 汪凌作品展(个展)，湖北美术馆，中国武汉

　　2010年湖北美术学院九十年校庆展，湖北美术馆，中国武汉